当前位置: 首页  教学研究     发布时间: 2017-09-13
贺佩蓉、栗洪武 |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困境与突围策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式




研究问题


近年来,智库建设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高校智库日益涌现,但是纵观当前智库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依旧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基于知识社会学分析范式,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有哪些?应如何做到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弥合统一?


摘要


当代知识生产是“应用情境”机制下的多元协同模式,是自由与责任的统一。由于学术评价囿于学术化、知识生产的封闭循环、学术人员配置的“板结”等原因,使得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出现了效率低下与效益不高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化解需要活化知识生产的体制机制,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内生动力;着力培育智库市场,拓展高校智库的发展空间;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提升智库知识产品的影响力。


观点扫描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我国高校的智库建设存在人才匮乏、优质成果过少、应用性不强等问题产生于高校智库的知识生产困境与制度局限,其根源在于地方高校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还不能很好地勾连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两个领域,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知识生产并不是一种孤立行为,而是不同知识的互动行为,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创造,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互动必然会催生出新的科研范式,促使知识生产组织样态从单一型向多元协同型转变。


社会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知识生产质量标准的多样化。大学和学者们的知识生产质量会受到科学与市场双重控制。独立性与“对市场的警惕性”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是,知识经济社会中的大学知识生产必须在“科学规律”与“市场法则”中取得平衡,因而大学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都日益复杂、难以把控。


●智库的作用在于将高校的知识生产功能与知识应用功能统摄于一体,因此,它的知识生产机制不同于纯粹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不但涵盖了智库人员的科研方式与咨政报告、政策建议的产生方式,还包括智库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知识成果的评价、转化与推广机制等,可以说,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包括知识从孵化到产出再到应用推广的全部流程。


●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之所以会出现效率低下与效益不高的现象,关键在于其知识生产机制过于封闭,与社会互动的“链条”发生了断裂。


●由于学术评价囿于学术化、知识生产的封闭循环、学术人员配置的“板结”等原因,使得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出现了效率低下与效益不高的困境。


高校智库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机构,与传统科研产生的知识相比,智库生产的知识对社会实践具有强势的介入性。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困境的实质就是其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要化解这一困境,就需要促使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



文/贺佩蓉,栗洪武

作者简介/榆林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7年第9期14-18

关键词/高校智库;知识生产;知识社会学


(全文共约7500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均指出,高校要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智囊团与思想库的作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将高校智库建设纳入国家软实力的构建体系之中。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高校的智库建设存在人才匮乏、优质成果过少、应用性不强等问题。表面看来,这是由于高校智库的经验不足、问题意识差、评价机制不健全、外界支持力度弱等原因造成的;但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的背后是高校智库的知识生产困境与制度局限,其根源在于地方高校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还不能很好地勾连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两个领域,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借助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反思地方高校智库建设困境,并重建知识生产机制,有利于高校与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

一、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知识社会学阐释


知识社会学萌发于涂尔干等人的知识论,其概念最早由马克斯·舍勒提出,后来,米德、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在对传统知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体系化。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知识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诠释,成为“一种对知识进行系统的社会学分析的范式”。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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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境式”的知识生产机制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 H. Mead)与布鲁默提出了以“符号互动(象征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通过与社会互动而不断获取他人(环境)对自身的反映,并从中不断更新“意义”,行动者对“意义”的认识是知识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因此,这种以互动与映射他人态度为基础的思维成为了新知识的生产机制,即在行动者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知识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同样,布迪厄的“反观性”实践认知模式认为,知识是在行动者与客观世界不断互动中通过多维度的反思而逐步建构起来的。齐曼进一步指出,以兴趣为主导、以学科为基础、“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脱离世俗利益的纯探究活动,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而应在“应用语境”下从“学院穷究式生产”向“产业应用式生产”转变。由于知识创新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知识的效用性已经成为评价当代科学研究的核心标准。因此,大学的知识生产也开始从“随性”阶段发展到“定向”阶段,知识生产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市场语境中战略性目标的指引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钳制,“基于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从一开始就被期望能对工业、政府等产生效用,并且总是面临着持续的谈判、协商与互动,直到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利益均衡为止”。可见,大学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成为一种社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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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协同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在社会互动中演进,但是这种演进的前提是知识共享。哈贝马斯认为,个体知识在社会文化传统中参与交往后达成相互理解、强化自己的知识以及产生新的知识。因此,知识社会学认为,旧知识的演进与新知识的产生一定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交往理性使每个参与社会互动的个体在互动中运用自己的经验与知识资源,并和参与对象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进而实现双方的知识增长与个性完善。这就说明,知识生产并不是一种孤立行为,而是不同知识的互动行为,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创造。Godin在评价科学实践的时候指出,新知识都是跨学科或超学科互动融合的结果,科学实践的最佳路径是不同学科知识的混合。这说明知识生产存在多元主体,知识生产就是这些主体在共同目标指引下的集体发展。这意味着科学研究面对的问题越来越综合化,任何单个主体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些问题,集体协同的科研模式正在代替个人主义科研模式。


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互动必然会催生出新的科研范式,促使知识生产组织样态从单一型向多元协同型转变。“‘知识’产业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知识’员工与‘知识’生产场所的不断涌现……新兴的‘知识’机构正在兴起。”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不仅会使“知识机构”增多,还会使主体进行交往的学科组织异质化和多样化,进而催生了协同型的科研组织。基于此,聚合各类知识生产主体、整合多元知识创新要素、借助协同创新平台实现多元知识主体的协同发展与共赢业已成为主流的科研范式。因此,大学必须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发展逻辑进行转换,要从原来的个体行动模式转向集体互动行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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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是自由与责任的统一

自由是创造的源泉,是人类知识创生的基本动力。知识生产的自由既包括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创造各种理论与信息,还包括人们对各种思想、观点的自由获取,它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学术独立。知识的生产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知识的不确定,进而导致知识的应用后果存在不确定性。而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存在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必然具有风险性,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就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人们非常关注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对公共利益带来的可能影响,因此,知识生产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其社会责任也日渐增强。知识的生产者不可能只“孤注于自身的知识自由”而忽视或忽略知识自由带来的社会后果。社会责任迫使知识生产者把知识生产作为“社会变革的道具来践行个人关于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方面的观念”。“知识社会的中心道德问题将是知识人的(道德)责任……知识人如何接受与履行社会责任决定了知识的未来,甚至可能决定了知识是否拥有未来。”社会问责对知识生产过程的约束提升了学者对科研结果的阐释与应用高度敏感。


社会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知识生产质量标准的多样化。现代知识生产既然面向社会多元主体,就需要在质量标准上既要满足知识的科学标准,还要与经费提供者的目标要求相契合,因此,大学和学者们的知识生产质量会受到科学与市场双重控制。独立性与“对市场的警惕性”是大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是,知识经济社会中的大学知识生产必须在“科学规律”与“市场法则”中取得平衡,因而大学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都日益复杂、难以把控。学者们不得不在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中互动、沟通与选择,以使自己的知识生产能够满足不同的质量目标,而不同问责主体按照自己的要求也对大学知识生产质量与价值进行评估与验收,这势必会使“客户需求”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时代话语。加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参与者的异质性、知识应用的情境性等因素的影响,多元化问责主体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或型塑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使之在整体上出现开放、动态与协同性的态势或特征。


二、我国高校智库发展困境的知识社会学审思


智库的作用在于将高校的知识生产功能与知识应用功能统摄于一体,因此,它的知识生产机制不同于纯粹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不但涵盖了智库人员的科研方式与咨政报告、政策建议的产生方式,还包括智库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知识成果的评价、转化与推广机制等,可以说,智库的知识生产机制包括知识从孵化到产出再到应用推广的全部流程。知识生产机制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也决定了知识的效益。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之所以会出现效率低下与效益不高的现象,关键在于其知识生产机制过于封闭,与社会互动的“链条”发生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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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囿于学术化

纯学术研究是大学传统也是现代大学的学术“惯习”,我国高校沿袭这一传统“惯习”,构建了严格的以纯学术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将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与级别作为最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无论哪个学科,论文产出几乎都等同于知识产出,而政策咨询的“学术成分不高”,总是得不到鼓励和客观正确的评价,甚至在学术共同体内,参与政策咨询被视为学术人“不务正业”与“急功近利”的确证,因此,政策咨询始终无法在学术圈内获得应有的地位。智库建设的目的在于“沟通知识与政策的间质场域,通过创新性知识生产和传播以影响政策”,而纯学术化的评价机制严重制约了高校学者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动机与动力,高校智库无法产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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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封闭循环

知识学认为,纯粹的知识是经过人的大脑重组与系统化的信息集合,它无法直接作用于实践,而只有借助于知识产品的间接作用才可以推动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产品是知识生产与信息劳动的结果,信息劳动是由知识进步引起的、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集约化劳动,它是知识产品区别于知识的重要标志。”高校的知识生产应该包括纯粹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产品两大类别,但是,我国高校对知识产品生产普遍比较漠视甚至忽略,整个知识生产机制中只有纯粹知识的反复循环,评价知识生产效率的主要指标就是SSCI、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论文数量与级别,学术人员潜心于学术论文与专著的批量生产。布迪厄认为,这种“学究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在高校中有很好的生存土壤,也非常普遍,学者处于一个自我封闭的场域之中,很难与外部社会实现互动,形成了封闭式的知识生产循环,知识不是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而是通过论文与专著进行反复循环的自我论证,严重束缚了知识的生产。


另外,高校是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机制,不同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使得学科之间难以形成交流与交叉机制,所以,跨学科性很强的知识产品很难能在这里得到生产。这种自我封闭式的知识生产机制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固然具有较强的贡献力,但是,它轻视了现实问题,没有发现、提出、思考和解决社会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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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员配置的“板结”现象

和“小科学时代”相比,“大科学时代”所要解决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十分复杂,必须借助于多个学科的思想融合与交叉互动。高校智库建设就是要发挥高校在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形成人才的协调效应以弥补政府智库与民间智库的不足。因此,建立校内外高水平专家的流动与交流机制,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可以为高校新型智库建立咨政建言的长效机制,提升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与效能。但是,我国高校智库成员多数来源于本校教师,他们一般是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任教,尽管学科学术能力比较强,但是,任职经历单一、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经验与能力比较匮乏;加上学科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存在思维与思路的差异,导致咨询报告脱离实践,难以得到应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主体人员是由“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多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以项目管理、技术支持、媒体联系等人士为主体的辅助人员构成,且三类人员基本保持1∶1∶1的比例”,形成了多元化的人员构成。


我国高校智库人员“板结现象”的产生与高校内部体制机制的封闭性紧密相关。我国高校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基本源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院)”之类的校内机构,形成了精致的科层制治理框架,校内部门之间、不同高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学校与社会(民间)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被体制机制壁垒所阻隔,很难形成“大协同”格局;另外,在人员配置、资金使用、校外协同合作等方面存在僵化死板的现象。


三、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弥合:
我国高校智库的突围路径


高校智库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机构,与传统科研产生的知识相比,智库生产的知识对社会实践具有强势的介入性。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困境的实质就是其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要化解这一困境,就需要促使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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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知识生产的体制机制,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内生动力

首先要采用项目制的智库运作模式。长期以来,高校的运行都是实行“单位制”,即“完全按照单位建制来进行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管理体制,是贯通与统合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到市场的中介与反馈机制”,“单位制”是“所有社会要素与领域的结构枢纽,表现出较强的科层性与强制性”,这就导致智库总是作为高校的底层组织运行,经费、人员、组织结构以及对外联络都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由于智库研究项目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而在高校严格而僵化的人员编制制度下,容易造成人员的结构性失衡。与“单位制”的“权本主义”管理方式不同,“项目制”是以“事本主义”为核心的动员或组织方式,即“以事项本身的内在逻辑为基础,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的条件下,利用特定的组织形式来完成一种具有明确预期目标的一次性任务”。因此,基于项目的组织是基于特定预期事务目标而设立的临时性组织,它突破了纵向的层级性安排与横向的区域性安排而对各种要素进行了重新组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智库建设中的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绩效评估等制度上的不足。如可以将高校智库作为学校的直属机构来建设,按照项目需要进行人员配置,研究人员实行流动制,不占学校编制也不纳入职称晋升序列;采取项目式薪酬制度或者年薪制,以解放研究人员的生产力;智库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表现向学校、政府或其他单位举荐人才,使之成为优秀人才的发现场所与流动基地。


其次要将决策咨询纳入智库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机制对学术人员的研究方向与投入方式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高校智库建设需要改变重理论、轻应用的学术评价方式,要根据应用研究与高校智库知识生产的基本要求重建分类学术评价机制。在经费分配和荣誉授予等方面要向有深度、有分量、实践应用效果好的研究成果或咨政报告倾斜;要建立起政府、社团、企事业单位等用户参与的多元评价主体;特别要鼓励青年学者参与智库的决策咨询工作;将智库研究经历纳入到学术人员的考核指标之中;设立常规性的智库咨询人才奖,形成激励性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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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培育智库市场,拓展高校智库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有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三种类型,几种智库都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家治国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智库是基于市场而生存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市场相比,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智库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特别在市场培育与市场规制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智库市场缺少完善的信息传导机制,导致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买卖方都找不到合适的交易方;同时,智库产品的超前性要求其生产必须有市场机制的引导,智库通过对市场信号的分析预测未来知识产品的需求,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二是我国智库市场缺少公平的竞争机制,很多高校的智库是在缺乏学术基础与核心竞争力的状况下跟风式建设,一味地向其他学校模仿,不能形成特色,当地政府往往怀有“地方保护主义”的陈旧观念而对这些智库的知识产品采取“定向式采购”,智库市场缺少完全市场竞争而出现市场失灵,导致智库产品质量不高。三是智库市场约束机制缺位,智库的知识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扩散性、超前性等特点,使智库市场比普通商品交易市场更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加强智库市场的规制建设,使它的生产与交易不会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发展。


因此,政府需要从多方努力营造良好的智库市场生态环境。首先是政府决策应该适当向高校智库开放,建立良好的知识成果的转化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形成了封闭与神秘的运行风格,很多公共数据被作为国家机密或部门利益为政府机构独家占有,且公共决策也实行“内部决策制”,高校智库很难取得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些公共数据,这就意味着在某些领域高校智库被排除在市场主体之外。因此,政府需要将一些非国家机密的数据与公共决策交给高校智库,使知识产品更加具有实用性。其次是政府要优化智库发展的法制环境,对智库的运行方式、业务范围、信息交流、保密责任等提供法制保障,特别是对那些可能涉及国家机密的数据、材料、决策等要进行严格的规范,并建立补救机制与惩罚措施。最后要打造各层级的智库交易信息平台,通过资源平台的整合与信息发布手段的优化创新,畅通智库产品需求信息的流通,降低信息交易成本;还可以通过信息沟通避免重复建设。只有通过对市场的有效培育和规范建设,才可能改善我国高校智库市场的生态,才可能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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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提升智库知识产品的影响力

智库必须运用“棋局观”思维,针对社会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形成能够实践落地的政策建议,这就需要智库研究人员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超强的实践应对能力,并且熟悉政策过程。显然,大学教师不太熟悉和理解政府的政策过程,也很难真正适应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模式,因此,我们常看到一些高校智库提供的政策建议总是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也很难真正地转化为政策行动。智库人员往往会认为政府部门“高傲、不虚心”,而政府部门则责怪智库人员“理想化、不切实际”,这是双方知识差异造成的误会。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不仅仅是信息的沟通,重要的是通过人员的交流,实现双方在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组织运作等方式的相互理解与认可。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为我国智库人员的“场域身份”转换提供了思路。在这一制度设计中,下台的政党或政府成员往往成为智库的研究人员,通过对时局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来为下次选举执政做准备,而原来的智库人员可以直接选为执政党的内阁成员。同时,政府官员退休之后可以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建立智库,为政府决策建言。这种智库与政府之间人员交流的“旋转门”制度“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借鉴“旋转门”制度,我们可以在高校智库中选拔或推荐一些优秀的学术人员到国内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挂职或任职,让他们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提升实践才能;高校智库要打破体制壁垒,主动聘请具有政府领导工作经验且理论素养高的人员在智库中兼职,或延聘这类退休人员在智库中任职,使政府人员与智库人员之间通过角色转换而强化双方联系,提升智库决策咨询的实用性;智库人员在职称晋升之前必须具有政府挂职的经历,而政府人员在职务晋升前必须有智库锻炼的经历,这样就可以较好地使智库生产的知识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使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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